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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灵顿街的回忆(2 / 4)

没一个上过我们家。

邻居的妇人们也暗地里批评母亲。每当母亲出现时,邻居的男人们都会被她吸引住,但这些男人没一个上过我们家。

春天到了,有一天放学回家,吉姆和他的那群小流氓挡住我的路,我想躲开,但是吉姆跳着阻止我。

“你母亲是鸡。”他说着,不怀好意地咧着嘴笑。

我从没听过这种字眼,不知道它的含意。但我明白那是嘲笑,我总是东一句西一句地听别人议论母亲,全是说她坏话的。

我挥动拳头打他,但我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哭着一瘸一拐地回家,脸被抓破了,膝盖摔疼了,衣服撕裂了。

“劳拉!”母亲抓住我问,“那些男孩子把你怎么啦?”

“没什么,只是打了一架。”我憎恨地扯开母亲的手。我很想知道“鸡”是什么意思,但心里知道最好不要问。

1944年夏天,我满11岁的那个星期,天气太热,热得街坊的男孩子们都懒得玩儿。我们尽可能地坐在门前台阶阴凉处,等候送冰的车子来,期望能偷块冰解暑。

我们在门前等候时,母亲和邻居一样,在窗口放着要冰块的卡片。

送冰的人背上垫着橡皮,把冰块扛进我们公寓,我们几个孩子围在他的马车旁。他进去已经好久了,我们都把他忘记了。

突然,他出现在我们面前,吼着说:“给我滚开!”只这一声,孩子们便像风中的尘土般散开了。

送冰的人很强壮,皮肤黝黑。他看我一眼说:“嘿,小妞儿,你是她的女儿?”他一甩头,示意二楼的窗口,一撮黑色鬈发垂到前额。我点点头。

他又用头示意说:“到这儿来。”我跟他到马车跟前,他抓起一块冰递给我。

突然,我不想要什么冰块,我不知道为什么,只是不想要,虽然嘴里干渴得不得了,但我还是不想要。

他吹着口哨离开时,我张开双手,把冰扔到水沟里。

偶尔,母亲的访客会评论我的长相,每当有人论及我的长相时,她便会立刻把我赶到外面去。

家里常常有人喝酒。有些客人来看母亲的时候,总是带一两瓶酒来,但我从没看见母亲在白天喝过,直到有一个客人开始固定常来之后。

那个固定来的客人年纪不小了,有张历经风霜的脸。有一次,他突然来了,发现屋里有位水手,一怒之下,把那水手扔到了楼梯下。母亲很生气,紧张不安地咳嗽。以后每次她知道那个人要来时,就紧张极了,早早把我赶到外面。

有天晚上,我还没来得及出去,那人就悠然地走进来。他上下打量着我,吹了声口哨,轻轻说:“嗯,我们这儿有个美女。”

“出去,劳拉。”母亲说。

我神经质地笑着说:“为什么我不能留在屋里?”那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,我觉得胆子大了些,但仍有些畏惧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那人向我挤着眼睛,“我们把她送到外面,你留下来陪我,怎么样,小妞儿?”

“出去!”母亲打了我一巴掌。

母亲从没打过我。我哭着跑出房间,蜷缩在楼梯上,心里充满憎恨,被一阵阵我不了解的冲动撕扯着,我发誓永远不原谅她。

一会儿,从屋里传来争吵声。母亲高声尖叫着,接着是那个男人的诅咒,然后是家具翻倒的声音,有什么东西打碎了玻璃,落到下面街上。

我听见一只瓶子打碎的声音,接着是身躯沉重落地的声音。

然后,完全寂静了。

我们房间的门慢慢打开,母亲夜游一般走出来,受伤的脸上流着血。

警笛声越来越近。

她肿胀的嘴痛苦地张开,含混不清地说:“屋顶……不要告诉警察。”我背对着她,不理她。

她刚爬上三楼楼梯,楼下的大门就被撬开,冲进来两个警察。他们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楼,看过我们的房间后,其中一个尖厉地吹起口哨。

“这人已走完人生旅程了。”另一个面色凝重地说。

他们走出楼梯间,站了一会儿,就脚步沉重地往屋顶跑。几分钟后,他们下了楼,两人把母亲夹在中间。

“劳拉!”她哭着,声音像个迷路的孩子。她经过我面前时,我抓住楼梯扶手,尽量把自己缩小。

离开公寓时,她喃喃地对尼古拉斯太太说着什么,尼古拉斯太太回答说:“别担心,我会照顾劳拉的。”

尼古拉斯太太的女儿每星期四给尼古拉斯太太送肉来,我没有胃口吃,但尼古拉斯太太总是哄我喝肉汤,给我做各种好吃的点心,可我吃不下。她虽然患有高血压,两脚肿胀,但照顾我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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